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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瑞:长相忆,母校正年轻

      我1964年进入华侨大学中文系,1970年离开校园,转眼间已经在社会上闯荡浮沉42年了。初进华大读书的时候,母校才创办没几年。对我来说,一切是那么新鲜而兴奋!那时学校没那么多餐厅,我们吃的是蒸饭;住在北区的男生宿舍,一个房间摆四张双层床,中间是两张连起来的长桌,我睡在上层,大概吃惯了苦的缘故,并不觉得有什么挤迫。那时学校以建筑新、充满朝气、课堂明亮著称。

  短暂的大学生涯,竟然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,而令我们在学校的时间非常短。到建宁半工半读,到南安搞四清运动,大串联、大步行、回校停课闹革命,几乎没有一样不参加。十年动乱里的种种祸害,学校领导、老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……一直像噩梦中的魔鬼一样啃咬吞噬我们年轻的心,迄今回顾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我常常想,如果没有那可怕的运动,岁月能够倒流,人生能再来一次,我多么希望能够再进一次华大,好好地坐在课室里聆听老师们传授知识啊。

  也许从小很安分、内向、沉静、喜爱文学,我不算那类顽劣的学生,能够珍惜难得的大学时光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升上高等学府读书,何况我们是从印度尼西亚飞山越海来到泉州深造,浑浑噩噩过日子那怎么行啊。华大教我们的老师都很好,都是从全国调来的精英,我们的班主任、教我们现代汉语的、教我们现代文学的……都非常专业。虽然因为文革的关系,我们大学五年,仅读到一年书,但我也绝不后悔。华大,还是给了我很多知识上的哺育和人生上的教益。她,成了我走上社会的最后一个驿站。

  如今回想起华大母校,总会和动荡岁月里的灾难联系在一起,也万分留恋那好短暂的学习生活。课室里明窗净几,同学间善良友爱。老师明白我们告别了海外的父母和可爱的家,那么远来到大学,也格外地照顾和体谅我们的处境,学习上诲人不倦、耐心教导。每当夜幕笼罩,我们自由地到课室里温习功课,然后到了时间三三两两轻轻松松地散步回宿舍。晚饭后,大家挤在走廊通道,倚在大理石栏杆谈天说地,也成了一道青春的最美回忆。

  还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是,仿佛是天意的安排,我在母校华大一直没谈恋爱,眼看男女同学们间眉目传情,秋波暗送,借口“替对方恶补功课”,实际上已经谈得火热、情牵一生了,我却好像在等待命运的安排。1967年夏天,17岁的小表妹不知道文革在如火热烈地进行中,竟然千里迢迢从印度尼西亚飞到广州,她本想读大学,当然一切美梦成了泡影。我从母校飞到广州接她,第一年还不怎样,第二年她偶然寄来一张相片,那么可爱,看得我一颗心乱跳,害得我开始为她相思为她疯狂,三年的情书攻势终于赢得美人归。我写《小站》,里面有一句:“十年动乱与表妹结下的情缘,并不短暂,一直延续了一生一世。”表妹几次来华大,给我的大学生涯添了一道亮色,同学们也都很喜欢她。

  来港后数度回华大:有一年中文系的文社因为经费短缺希望我出面跟校方反映;去年受校友总会邀请回母校在校友论坛讲《从创作到创业》,学校颁发客座教授聘书给我;今年11月23日我将二度回母校讲《怎样写出一篇好文章》。我不过写了一些书,母校那么看重我,常把我的奋斗史在文字和影像中介绍给校内校外。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十分体谅我,知道我太忙,无法介入理事会工作,就请我任名誉会长之一,会所多次支持我举办新书发布会。

  母校对我太好,对我恩重如山,我出版的123种著作里的作者简介,都明晰无误地写着我毕业于华侨大学。是名牌也好,不是名牌也好,正如母亲再丑也是我们的母亲一样,我觉得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忘本!

  (作者为1969届毕业生,原名黄东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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